副市长都感觉收入低，问题出在哪？

全国人大代表倪惠英在广州专题调研中提到，近年来广州经济发展很快，GDP不断翻番，但市民却“没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”。倪惠英代表的发言触动了广州市副市长甘新：“你说收入低，我也感觉到了。”他回忆说，他2006年去华东某市开会，一市长问及他的收入，他告知后，对方市长笑着问，“你拿的是美元吧！”面对对方市长的狐疑，他只得苦笑，“是美元就好了。”（7月16日《新快报》） 

连广州这样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副市长都抱怨收入低，更何况普通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人群？这里姑且不论广州市副市长低收入的“感觉”是否和其他人群相同，但居民收入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，居民没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，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普遍共识，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 

经济发展了，GDP不断翻番，可老百姓的收入却上不去，不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实惠，究其原因虽然复杂，但就我的理解还是经济政策出了问题。 

首先，居民收入增长，跟不上物价上涨幅度。客观地说，最近几年大多数居民收入是增长的，但是收入增加部分却大多被物价上涨冲抵了。“生不起，剖腹一刀五千几；读不起，选个学校三万起；住不起，一万多元一平米；娶不起，没房没车谁跟你；病不起，药费让人脱层皮；死不起，火化下葬一万几……”类似的民间“顺口溜”，反映了如今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消费品价格离奇虚高的现实。面对这个几乎带有历史性的“经济现象”，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一贯的经济政策做深刻反思。 

民富而国强，民富而天下安。西方发达国家无不把如何实现“藏富于民”，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导向。反观中国，不管是经济兴盛还是衰败，老百姓总是难以获得实惠，总是难以实现“藏富于民”的梦想。舆论普遍认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形势最好的时代，经济发展速度快，社会财富增长快，老百姓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。可是，就像看不得老百姓富裕似的，我们又在教育、医疗和住房等民生消费品上设计出一套高消费的政策，总是千方百计将老百姓口袋中节余的那点财富拿走。以往社会受制于有苛捐杂税，老百姓难以富起来；而新社会新时代的“高消费”，老百姓同样富不起来——这难道不是经济政策出了问题吗？ 

其次，分配机制存在问题，职工工资增长没有硬性制度保障，缺乏劳资双方平等的博弈平台。政府虽然不断出台工资指导线，但企业却很少给职工加薪。经济分配方式一旦出了问题，必然是极少数人富起来，而绝大部分人依然受穷。 

目前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矛盾，主要集中在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的不对等。政府部门虽然不断出来“协调”和“指导”，但却收效甚微。拿广州来说，广州市劳动保障局提出实施工资倍增计划，确定职工工资每年增幅不低于12%；本月初，广州市工资指导线首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布，将2008年的涨薪基准线定在14％。可是，在企业自主性越来越强的今天，政府的“红头文件”届时未必就会被企业不折不扣的执行。 

因此，在协调和指导难起作用，又无法采取强行干预措施情况下，政府与其亲自出马介入劳资双方的矛盾，不如另行颁布法律，在所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会组织和劳资博弈机制，在法律上赋予劳资双方平等的谈判地位，在利益分配上让普通职工也有发言权。 

第三，财政支出失衡，民生工程投入少，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投入多，导致经济虚假繁荣。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感到周围发生的变化：城市在不断扩大，大量农田被新的建筑代替（或者被“圈养”）；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，马路、广场宽阔得吓人，高度密集的霓虹景观灯照得街道如同白昼；办公大楼豪华气派，公车款式不断翻新……这一切谁能不承认我们的经济在发展？谁能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在变化？可是，这一切带给人们的又是什么呢？——是感官刺激，是虚荣的面子。大量的钱财用在楼堂馆所的建设上，流到市民口袋里的钱还能多吗？ 

按理，经济发展了，GDP翻番了，财政收入大幅上涨了，行政企事业单位的收入也该大幅增加才对啊。可是现在连副市长都感觉收入低，这不充分说明我们的财政投向出了偏差吗？因此，政府过度的甚至是负债的建设和扩张，图谋“眼球经济”和虚假政绩，其最终结果就是少数人“死要面子”，而大多数人“活受罪”。